梅自强（1929～2010），我校47届校友，纺织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1929年4月26日＞＞

梅自强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一个普通教员家庭。父亲给长子取名自强，寄托了自己和家庭的无限希望。梅自强的父亲梅国芳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经过自身不懈奋斗，终于成为正衡中学的教员。他从自身经历深知没有知识的艰难，全力支持子女读书。母亲李芬，在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支持子女求学，为家庭和子女操劳了一生。

梅自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内乱不断、日寇入侵的黑暗中度过的。1937年秋，梅自强小学三年级时，日军对常州进行狂轰滥炸，全家人不得不去泰州、泰兴逃难。1938年秋才回到原住址关帝庙弄12号。梅自强在慈云里私塾借读了半年，直到1939年才入常州新坊街小学续读四年级。1941年7月，梅自强从茭蒲巷小学（现常州实验小学）毕业，同年9月进入正衡中学读书。

1946年夏＞＞

父亲梅国芳到上海复兴中学任教时，也将梅自强带到上海，送到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三。1947年，梅自强被南通学院纺织科纺织工程系录取。填报志愿时，他想起小时候穿过的家织的粗布衣服，想起了上千年的手工织机，也知道家乡一带有不少纺织厂，里面总有大机器在轰鸣，因此他毅然选择了纺织专业。从此，他逐渐认识到：纺织上联千万棉农，下系亿万百姓，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从那时起，苦也罢，乐也好，梅自强再也没有离开过纺织。

大学期间，在进步同学影响下，他于上海解放前夕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通院团契”。1949年11月，梅自强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多年后，他总结道：“家庭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勤奋读书，找个好工作，有饭吃。学校和社会对我的影响使我认识到：国家要独立，人民要幸福，只有靠共产党。”

1951年＞＞

梅自强从南通学院毕业时，国家号召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梅自强深知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在念书，所以一定希望自己能留在家乡，生活上有个照应，经济上也可帮一把。但他父亲深明大义，毅然支持梅自强去东北工作，使他打消了顾虑。经过短期集中学习，他担任了“1951年华东区大专院校毕业生赴东北工作总队”副总队长，率队奔赴东北。此后，他被分配到东北纺织管理局工作，并于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1958年，梅自强又前往莫斯科纺织学院攻读研究生。1958年7月，梅自强回到国内，正值“大跃进”高潮，高速纺纱试验轰轰烈烈席卷全国。

梅自强 苏联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纺织工业仅仅拥有没收的官僚资本的一些工厂，加上民族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些生产能力，根本不能保证人民有衣穿。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艰苦积累，到20世纪70年代，棉纱产量虽然名列世界第一，但还是得靠着每年15尺布票才能保证7亿多人民有衣服穿。面对这种痛心的局面，梅自强发誓要让每一位中国人都能穿上新衣。

梳棉工序是纺纱工艺流程中的关键工序，有纺纱工序的“心脏”之说。在出现金属针布之前，梳棉机用弹性针布实施梳理，由于梳针和底布易变形，不可能高速，因而产量极低，成为制约纺织工业技术和工艺发展的瓶颈。因此他将目光投向了高产梳棉机的研发工作。

1960年3月＞＞

担任研发高速梳棉机工作组组长的梅自强带领他的团队来到青岛国棉五厂，对他们花了两年时间研制出来的1181E型国产梳棉机进行重大改进。那是我国遭遇连续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入困境最为严重的一年，在青岛国棉五厂食堂，梅自强和同事们开始还有玉米饼充饥，后来变成了地瓜干，再后来连地瓜干都没有了，只好吃一种叫“地瓜面儿”的窝头。梅自强回忆说，那东西不仅难吃，吃下去后还强烈地反胃酸。后来他们发现吃咸菜可以中和胃酸，遗憾的是当时想找点咸菜吃都是一种奢望。那时候研发实验工作非常紧张，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实在饿得受不了，只好烧开水喝。

1961年7月＞＞

在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背景下，纺织工业部发出《关于纺织系统精减职工计划方案的通知》，全国计划停工企业1544个。青岛国棉四厂、五厂相继停产。当时，梅自强已经在设计制造方面作了许多改进，并加装了自动吸尘系统，制成了新机型A185型，他带着工作组和20台样机移师到上海国棉一厂继续生产试验。

从1961年底到1963年底的两年，是国产高速梳棉机在理论和技术上获得突破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生活上的一件小事让梅自强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在上海，每顿饭他们可以分到一小块红烧带鱼，这在当时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每天加班到半夜，还可以吃到一碗阳春面。他们发现，除了工作组的同志，上海国棉一厂没有人能享受如此待遇，后来才知道，这是纺织部领导为了支持高产梳棉机的攻关，由技术司领导特批了3000元，让大家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

领导的关心爱护极大地激发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干劲，他们夜以继日地测试数据，分析改进，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到1963年11月，20台样机在上海通过了鉴定。A185型鉴定以后，投入了批量生产，台时产量达到15公斤。1966年5月21日，台时产量25公斤的A186型高产梳棉机在青岛国棉五厂通过了由纺织部组织的鉴定，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高产梳棉机研究工作从1958年至1966年，从小试、中试到大面积生产试验历时8年。试验工作从青岛扩展到山东、河南、浙江、上海又回到青岛，三次大幅度修改设计，三次批量制造全新的样机，终于使国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由5公斤提高到25公斤，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棉纺厂万锭梳棉机配台由48～50台减少到16～18台，大幅减少了棉纺厂基建投资，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A186型高产梳棉机在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 成为我国纺织工业的主力设备。

1969年3月＞＞

梅自强带领纺织研究院第一批下放干部去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当时，该厂4万纱锭采用了国产第二代新设备。梅自强参与了这套设备的安装调试，并对这套设备做了许多改进，偏远的安陆工厂因而成为参观学习的样板。

此后，“安陆经验”开始在全国新建棉纺厂推广，梅自强又开始为培训工作忙碌。从1978年至1980年，梅自强和同事重点帮助了约占当时全国棉纺生产能力三分之一、合计556万纱锭的122个棉纺厂，帮助这些企业提高了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增产的棉纱约相当于新建50万锭生产能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纺织品开始大量走向国际市场。国际市场要求用国际通行的标准检测我国出口的纺织品，我国不得不大量进口纱线条干均匀度检测仪。我国纺织行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条干仪，可惜当时多年未能成功。梅自强也关注着这个关键的条干仪。在技术研发上，梅自强强调判断能力和抓住机遇的能力。“很多事情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因此要学会抓住机遇，要能判断出这个问题是否重要，如果重要就要顶住压力，咬牙坚持，很可能再坚持一下就会见到成果。”

条干仪的研发成功，就是正确的判断能力与坚持的成功案例。一个偶然的机会，陕西宝鸡782厂（今长岭机器厂）的厂长找到梅自强，希望能给企业推荐一个“军转民”产品。梅自强详细地了解了这家企业的情况，发现他们技术力量强，有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可靠的元器件供应渠道。“我对他们说，纺织机械厂很多，一般仪器你们不要做，要发挥你们的优势，开发生产我们纺织行业做不了、做不好的产品。”梅自强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做条干仪。

为了推动国产条干仪的开发，梅自强帮这家企业一次性引进50台条干仪，同时提出国产化的质量要求：“达到引进条干仪的同等水平，可以取代进口。”经过3年的努力，1986年，国产条干仪通过鉴定，此后又进入了国际市场。

晚年，梅自强十分庆幸自己学习的是纺织专业，因为能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了一辈子产业的崛起，看到中国成为了世界纺织第一强国。

2010年8月16日＞＞

下班的时候，梅自强来到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办公室，与相关人员了解并落实了2010年香港桑麻纺织科技奖终审会议的准备情况。不料当晚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于17日凌晨入医院抢救，终因病情严重，在19日凌晨不幸逝世，享年81岁。

在收拾遗物的时候，人们发现在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日程安排，上面是从8月24日到9月26日四次重要会议的出差时间安诽。一份尚未写完的发言稿《纺织专件器材的创新要突出重点》......寻梦衣被天下，心系国计民生，梅自强院士的精神值得每一位一中人学习。我们将永远敬畏他，怀念他。

供稿｜杨政宁

审核｜顾鑫浩